《回声报》/Solveig Godeluck：您是个低调的人，我们大家都希望了解您是怎样的人，您的童年是怎样的，您来自哪里？
任：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释自己是怎样的人，因为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。我觉得自身从来都很乐观，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我都很快乐，因为我不能选择自身的处境。包括小时候很贫穷，我也觉得自身很快乐，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怎样的。
直到40多岁以后，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。我小时候生长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边缘小镇（镇宁县），在小镇读了小学和中学，随父亲工作变动，到了一个很小的城市（都匀市）读中学，然后考上大学。我父母分别是中、小学教师，虽然他们没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，但在我的教育上付出得非常多。我不了解这一个回答您是否满意？
任：我考上大学后，学的是建筑，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。电子方面是自学的，改行了。
《回声报》/Solveig Godeluck：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您从军了一段时间，有人说您那一段时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，也有人说是密码方面的工作，有人说是军官，也有人说不是军官。
任：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，当的是建筑兵。当然是军官，不是士兵。在中国“当兵”这个说法是指行业，而不是职位。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。那时法国德布尼斯·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，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市。
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，然后才离开。我跟法国很有缘分，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。我从事的是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八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。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，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。
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贫穷，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。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，不打皱，很漂亮。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。
化纤有个缺点，不透气，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起来很危险。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服装的梦想，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材料，而不是做衣服了。（记者：丝绸更好。）丝绸很贵啊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
那时候中国人的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。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以化纤为主，就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。像现在法国奢侈品对中国的出口，在那时候连印象都没有，因为30年前中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温饱。
任：如果我去卖水果，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。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，不走上电信，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。如果我去养猪的话，现在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。
猪很听话，猪的进步很慢，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，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。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，我们没什么退路，只能坚持到现在。
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。那时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，好干，就稀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。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，它的产品太标准了，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。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，因为开业后一点钱都没有了。
退出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生活，怎么养家。退出来，再去养猪的话，没钱买小猪，没钱买猪饲料。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。
任：应该是无知，我以为电信市场那么大，我做一点点养活我就行了。进来才知道电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，标准太高了，进步太快了。要活下来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，不然就干不下去了。那时应该说和我们同样傻走上电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、上万家，也许他们早认识到他们的傻，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。因为不认识他们，我说不清他们的故事。
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有鼓励计划，鼓励人们在电信领域投资？
任：我们那时是因为傻继续走下来了，越往前走公司越少，越走越孤单。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千万“知识青年”从农村返回城市，无法就业，政府那时鼓励大家去卖大碗茶、卖馒头等过生活。这些人那时叫个体户，做得很成功的就叫万元户。万元户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挣1000欧元，在当时可能是大明星了，政府渴望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。我也就是个成功的个体户。
有些成功的个体户开始雇工，成为雇主，那时有法律规定雇工不允许超出八个。中国的市场化、私有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磕磕碰碰开端的。不可想象今天可以有十几万的雇工。中国那时还没想到在高科技产业产生突破，高科技在当时的中国还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事。中国那时想解决的是“文革”的后遗症，使国家尽快稳定下来。
在那个充满变化的时代，我们这一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容易被时代抛弃的。转型的时代，中国从封闭的落后时代转化到现代化、电脑化的时代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最没有价值的。电脑不懂，英文不好。
那时最代表中国潮流的是大范围的出国留学，吸收外国的经验，这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条件出国留学，只能看看书，从书中了解外国的经验。
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条件出国呢？
任：第一，我有老婆孩子，他们要吃饭、上学，总不能留学两年不管他们吧！第二，我英文不好，自学英文要花很长时间。又要挣钱又要补习英文，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。因此我目光短浅一点，没有出国。
任：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，起不出名字来，看着墙上“中华有为”标语响亮就拿来做名字了，有极大的随意性。华为这一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。因为“华为”的发音是闭口音，不响亮。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论要不要改掉这一个名字，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，叫得响亮。最近我们确定名字不改了。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这个音，不要老念成“夏威夷”。《费加罗报》
Marc Cherki：中国在继续变革，您拥有华为1.4%的股份，您想怎样把您的股份传给子女？
任：中国在发生变革，我相信这个变革是有利于世界的。特别是近日范佩龙和习主席、总理的会谈很成功，他们达成的决议是非常伟大的，规划了未来20年中欧之间的相互关系，非常激动人心。
亚欧两个经济体能发挥作用，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。最近，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也非常伟大，因为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。在未来的10～20年中一定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
如果中国真的能繁荣，就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。我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个过客，我没想过什么身后事。我太太的观念是把儿女培养成有能力的人。她说前面十几年辛苦，后面一辈子都不苦。
如果前十几年没有努力教育好孩子，后面几十年都是痛苦的。我赞同她的观点。我太太为了教育孩子，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妇女。
（记者：有几个孩子？）三个孩子，因为我孩子的总体教育是成功的，所以我从来就没考虑过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。（记者：像比尔·盖茨。）
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为什么你只有1.4%的股份，而不是更多，以便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经营？任：为何需要持有更多的股份？能不能解释一下？
难道我要一辈子承担企业的经营责任吗？迟早有一天我会得老年痴呆的。总有后面的人比我优秀，就让他们去管好了。后面的人也会更辛苦，他们的钱比我还少。
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您在董事会里掌握的表决权是否比股份分量更重？
任：我们是一人一票制，而不是根据股权比重。在董事会上我说得对，大家听取，我说得不对，大家反对，我们从来都是民主讨论。《费加罗报》/Marc Cherki：说到国际化发展，华为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同事，这一点今后会不会变化？
任：我们国际化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出来。如果一开始就强调董事会国际化的话，今天会乱得一塌糊涂，不知道向哪里走。我也不认为今天华为公司就很先进，我觉得我们还处于过渡时期，我本人也只是在过渡时期起到一定作用。我们在逐步地使自己走向国际化。我们子公司慢慢的开始有外籍董事了，如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会。
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公司现在一共有多少股东，多少股份？
任：大概有7万多人持有公司股份。外籍员工持有的是一种TUP模式。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是否有外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？任：具体多少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几千人，上万人。我们中方员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是真正股份，叫虚拟受限股。因为全球法律不一致，我们要适应不一样国家的法律形式的要求。我们也不是上市公司，我们能做到的是利益分享一致。
《世界报》/Philippe Escande：您一生为人低调，媒体见得不多，为什么今天您这样做了？而且选择在法国？
任：我一贯不是低调的人，否则不可能领导十几万华为人。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。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，我很乐意夸夸其谈。我并不是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。我很重视中欧关系的解决，华为和欧盟关系的解决。
我在英国等很多国家都会见过媒体。法国代表处老是叫苦，说你不出来见媒体我们不好做工作。我就说，有空我们就见见，只要你们不歪曲报道，我们就是朋友，以后有空可以一起喝下午茶。
如果你们专门盯住我讲错哪一点呢，那么下午茶时我就会老老实实地、规规矩矩地呆坐在那儿，就不会像小孩打打闹闹那么随便。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，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，忽略细节，一起浪漫呢？我今天的飞机马上要飞罗马尼亚，所以不能和大家多聊了。欢迎各位今后到公司去。非常感谢！
【本文节选自《任正非：管理的真相》，作者孙力科 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，有删减；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，图片源自网络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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